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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法上的法律错误 和德国法不同，日本旧民法分别规定了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而现行民法不区分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对一个错误应否救济，关键看其是否满足民法典第95条的规定—即表意人对错误的发生没有过错，并且该错误属于要素错误。

（二）意思表示错误人与意思表示相对人之间的利益衡量 立法是对权利义务的第一次分配，其目的在于调解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冲突以满足人们最大的利益需求，因此，立法者在分配权利义务过程中必须综合考量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均衡。例如甲公司将一批手机卖给了乙，同时在合同中明确排除了甲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而此时甲错误地认为质量瑕疵担保责任也被包含在这个概念中，那么这属于内容错误可以撤销

这些分类与征召行动，还反映着公平的考量，一如考虑到某个母亲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便不应让她冒险失去另一个。（举例来说，它曾推翻了依照法律被控不合理价格或者作为帮伙成员的罪行指控。若将征兵法视为整体，并从其实施的方面观之，便不能说它反映了这样的判断，即人人具有着道德权利，惟有其他某些人或者某些集团应征入伍后，他才能受到征召。我们的法律体制，靠促请公民为自己确定法律论辩的长处与弱点，或通过其自行商议，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行事，来达成这些目标——虽然如若法院不赞同他们的判断，他们便可能受到损害，因之这一允准不免受到有限威胁的限制。比如，社会对于反避孕法究竟冷漠到何种程度，若无某些组织有意对其表现的蔑视，便绝不会得以确认。

在法律未曾确定时——这就是说，在律师们对于法院应做出何种判决能够提出合理的异议时，原因往往在于不同的法律原则和政策相互抵牾，而如何使这些相互冲突的原则和政策最为协调一致，也往往不清不楚。我倒是要提出建议，至少在某些情况之下，法院不该予以判罪，即便它认可该法规、同时发现事实与所指控的相符也是如此。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国家司法机关，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对此都予以明确。

如果允许检察长在见解不同时随意剥夺检察官对案件的承办权，则承办检察官依照其法律确信自主办案的空间将几近全无。一直以来，大陆检察制度强调集权统一和监督制约，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确立了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委员会民主决策等原则。检察权兼具司法和行政的双重属性，在确保其公正、客观、独立行使的同时，又必须对其主动积极性格所具有的侵略性加以节制，故检察制度应当坚持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双重原则，能否协调好两种对立冲突的权力配置和运作模式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效。建立承办负责制，确立承办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应成为检察官责任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检察长、部门负责人、主任检察官及普通检察官等多种角色相互之间的职责划分和关系厘清对该基本原则的落实及改革成效的取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台湾《法院组织法》第61条明确规定检察官对于法院独立行使职权。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官意见相左时，可以书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供检察官参考，检察官不接受主任检察官意见的，主任检察官只能将分歧意见提交分管副检察长核定。

[7]台湾主任检察官与大陆主任检察官制度试点改革中部门负责人的功能定位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其一，两者都具有双重职责，既作为一线检察官亲自办案，又作为检察长的行政管理助手发挥行政监督管理职能。即使上下级意见仍无法达成一致，上级也不应强行改变检察官的意见，而是由检察长行使职务收取权或移转权，更换案件的承办人。参见郑青.湖北省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探索.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3):77. [5]根据台湾《法院组织法》第63条、64条之规定，检察总长有权指挥监督该署检察官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检察官，检察长有权指挥监督该署检察官及其所属检察署检察官，检察官应服从检察总长和检察长的命令，检察总长、检察长还可以亲自处理所指挥监督的检察官的事务或将该事务移转给其指挥监督的其他检察官处理。其二，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初衷是去行政化。

与大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相比，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检察官独立性的改革和主任检察官制度已较为成熟，故笔者希望通过对两岸制度的比较，为解决大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一些可借鉴之设想。针对试点改革探索，在总结改革成效的同时，更有必要审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得失，以及时对改革进路进行修正和完善。现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在某些方面未能克服传统体制的影响，主任检察官的地位和作用被过于强调从而架空了其他承办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部门负责人与主任检察官的关系过于复杂影响了主任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实效性，而检察长对检察官的指挥监督不受任何限制则损害了检察官的司法独立人格。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对应，检察机关的基本办案组织应定位于独任制检察官，给独任制检察官配备一定数量的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辅助其行使检察权。

检察官不同意检察总长、检察长的书面命令，经书面陈述意见后，指挥监督长官维持原命令，其仍不遵从的。主任检察官的权责应借鉴台湾地区的主任检察官制度进行重新界定。

1980年6月29日，台湾法院组织法修改，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分设。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规定为检察权行使主体，如刑诉法第167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第18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例如，各种侦查行为(传唤、发函查询或调取资料、签发拘票等)、侦查终结之起诉书、不起诉处分书、执行判决刑罚之执行指挥书均以个别检察官的名义作出{3}，故独任制检察官才是台湾刑事诉讼的基本办案组织，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则只是一级监督管理机构。但在案件任务繁重，主任检察官无法亲自参与组内所有案件的现实情况下，无论怎样界定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一定的矛盾。【注释】作者简介：姚莉(1963?)，女，湖北襄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本组检察官及其他职员工作、操行、学识、才能的考核与奖惩之拟议。大多数地方强调主任检察官对组内案件的领导指挥和第一责任，要求组内所有案件都由主任检察官作出决定，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主任检察官除直接办理组内的主要疑难复杂案件外，还负责审批签发组内的其他案件并有权改变其他检察官的意见。(二)台湾检察官的司法独立人格 台湾检察制度坚持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的双重原则，为保障检察一体，台湾立法确立了检察长的指挥监督权、职务收取权及移转权。

[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明确提出将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实现法官、检察官的精英化。

人民陈诉案件之调查及拟议。长期以来，检察官的定位一直在行政官和司法官之间徘徊，通说认为检察官具有双重属性，其中行政性主要指上命下从的纵向关系和追求行为本身的目的，承认检察官的行政属性，目的在于贯彻检察一体的原则，有效打击犯罪，统一追诉法令。

如，北京市检一分院将主任检察官与行政级别挂钩，被选任的主任检察官直接升任为副处长{10}，在上海闵行区检察院试行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四个部门中，副科长全部为主任检察官{11}，湖北试点方案则直接规定部门正副职是检察员的应当担任主任检察官{12}，主任检察官的提拔和管理本身就具备了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司法性主要指独立判断、裁决和以适用法律为目的，承认检察官的司法属性，目的在于促进检察活动的客观公正，防止检察官受到行政干预沦为替政府效劳的行政官。

{9}再次，检察首长的指令权受到严格限制，除必须遵守法定性义务之外，其行使方式和界限亦受到诸多约束。一方面，检察官的行政职务和级别被取消后，主任检察官作为优秀检察官的身份象征将为其他检察官提供一个职业规划的目标。对于检察长授权主任检察官办理的案件，办案者决定，决定者负责既符合司法活动的亲历性要求，也避免了层层审批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和责任落实难题。{2}主任检察官作为检察长的授权决策者，领导主任检察官办案组行使部分案件的办理权和决定权。

各试点地方均严格落实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审批决定制度，主任检察官的独立性缺乏基本的制度保障。其二，在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的关系定位上，主任检察官的权力完全来源于检察长的授权。

检察官作为检察人员的主体实行单独职务序列，获得相对于其他人员而言更为优厚的职业保障，主任检察官没有必要再坚守部门行政领导岗位和行政级别。如果不克服这样的思维，主任检察官责任制的改革就缺乏牢固的价值基础，很可能像十几年前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那样，只能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方得到很好的适用，在办案压力小的地方，因主任检察官的独立权限缺乏制度保障，检察长又缺乏授权的动因，改革必然难以得到持续性推进。

[4]根据湖北省检察院《关于开展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对于执法办案工作中的非终局性事项和事务性工作，检察长以向检察官颁发主办检察官证书的方式概括授权给主办检察官。部门负责人兼任主任检察官，既要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又要对组内其他检察官办理的案件进行审批把关，还要处理大量行政管理事务，其结果必然是主任检察官忙于审批其他检察官办理的案件和处理行政管理事务，不愿意也没精力自主办案。

四、大陆主任检察官改革的完善路径 (一)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及时转变 现阶段的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一方面希望通过强化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来落实办案责任，另一方面受制于检察官良莠不齐、精英化程度不够的现状，只能矮子里面挑将军，选拔出部分检察官骨干担任主任检察官，以主任检察官为中心构建办案组，通过检察长授权的方式赋予主任检察官一定范围内案件的定案权，并按照权责一致的原理要求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的第一责任人对组内所有案件承担责任。在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后，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规模大小设定一定数量的主任检察官协助检察长对独立办案的检察官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主任检察官通过检察长的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4]取得执法办案的相应决定权，对授权范围内的事项独立决定，自负其责。[3]由于主任检察官不能改变检察官的办案决定，故也不像大陆主任检察官一样对组内所有案件负责。

如果检察官不同意该书面命令，可以书面说明理由，请求检察总长或检察长行使职务收取权或移转权，以保证检察官以自己名义对外作出的行为名实相符，检察长原则上不得拒绝检察官的此种请求。有的地方，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规定主任检察官只有审核把关的权力，主任检察官不同意承办检察官办案意见的，只能拿出意见供承办检察官参考而不能直接改变其决定。

台湾刑诉法所规定的检察职权也均以检察官为行使主体，如，刑诉法第264条第1项规定由检察官提出起诉书，第344、347条规定由检察官提起上诉等，立法明确了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通过深入分析试点单位的制度运行情况，笔者认为改革现状虽然较之以前的层层审批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未达到谁办案、谁决定、谁负责的理想状态，检察官的司法独立人格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14} 2.对主任检察官的权责进行重新界定，突出主任检察官的监督职能 如上所述，主任检察官对组内案件的审批有违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初衷，应当尽快实现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转变。台湾以主任检察官为首的办案组内的每一位检察官都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根据台湾刑诉法的规定，检察官作为独立行使职权之机关在行使刑事追诉任务时均以自己名义独立对外作出决定。